主席，新型冠狀病毒肆虐全球，香港亦不能幸免。自去年1月錄得首宗個案至今，香港已經歷4波疫情，每天的確診數字反反覆覆，未有顯著下降的趨勢。不能否認的是，政府在過去的防疫工作的確作出很大努力，在提升檢測能力和數量，加強感染者追蹤，提升邊境防疫防控，開發"安心出行"等方面已交出功課。當然，香港在抗疫路上亦有賴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包括協助推行普及社區檢測計劃，興建臨時醫院，就疫苗的供應作出承擔，全部都是本地防疫工作的重要助力。

施政報告提出要達至"清零"，盡快恢復中港兩地人員的往來，這是特區政府的抗疫目標。然而，政府的防疫抗疫工作會否如政府所強調的張弛有道，能夠因應疫情變化適時調整措施，做到"外防輸入、內防反彈"，這的確令人存有疑惑。事實上，現時本地確診個案依然徘徊在雙位數及三位數，未有顯著回落的趨勢，深圳亦偶然接收到從香港輸入的個案。對比內地及澳門的成效，香港的表現是差強人意，實在難以令鄰近地方的政府放心，並應特區政府的要求放鬆對港人的檢疫限制，開放關口，讓人員暢通往來。

誠然，過去社會上不少人曾提出一些防疫抗疫措施的好建議，希望協助政府及早達至"清零"的目標，但政府很多時候都沒有認真考慮或是反應慢三拍。舉例說，我在疫情初期已建議政府在所有關口設立檢測站及實驗室，為入境人士進行快速測試，阻截境外個案輸入。可是，政府在去年3月，疫情已經過了兩個多月，才在機場設立臨時檢測中心。此外，亦有人一早建議政府仿效內地的做法，設立檢疫酒店供抵港人士入住及進行檢疫，但政府卻遲至去年年底才落實相關安排。過去坊間多番批評檢疫措施不足，未能及時將密切接觸者送往檢疫中心，直至有密切接觸者在等候送往檢疫中心期間過世，政府才急忙補救。

建制派早前多番建議進行一次全民強制檢測及推行禁足令，皆未獲政府採納，石沉大海。所謂"一枝竹會易折彎，幾枝竹一扎斷折難"，防疫抗疫故然是政府的重責，但單靠食物及衞生局和衞生署等難免會獨力難支。我在很早前亦曾建議政府調動部分因疫情而閒置的公務員，例如入境處或海關人員等，以及發動自願者的協助，但政府也是很遲才作出回應。最近，政府安排入境處及海關調派人手協助衞生署進行感染者追蹤工作，適度調動政府人手進行抗疫工作，也算是好開始。

除了政府內部人員的調度，政府亦應該考慮利用社區資源，例如民安隊、醫療輔助隊等協助防疫抗疫工作。事實上，社區內有不少熱心人士希望能夠在防疫抗疫工作方面為港出力，協助香港盡快走出疫境。例如在疫情初期，口罩及消毒用品等防疫物資短缺，很多社區組織領袖及社區人士紛紛出力在各地採購，派發給不同階層的人士。我相信只要政府有需要，坊間團體和市民都非常願意站出來協助防疫抗疫工作。

展望2021年，雖然不同的新冠病毒疫苗已經相繼推出市場，政府亦已預備推行全港疫苗接種計劃，但要達到"清零"的目標不能單獨指望疫苗為唯一出路。真正做到"外防輸入、內防反彈"是非常重要的，政府有需要汲取過去的教訓，比照鄰近地區，包括內地、澳門、台灣、新加坡等的成功經驗，精益求精，改進防疫抗疫工作，才能邁向個案"清零"，恢復通關。

為了減低疫情傳播的風險，政府多次收緊社交距離措施，包括實施限聚令，禁止晚間堂食，關閉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轄下的場地，要求戲院、體育處所及健身中心等關閉休業，宣布學校暫停授課等，全部措施都可以理解和合適。政府亦先後推出4輪防疫抗疫基金以作支援。在疫情下，各行各業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旅遊業、餐飲業及零售業固然受到直接打擊，但這些行業亦已在4輪防疫抗疫基金中獲得巨額及針對性的資助。不過，很可惜，這些資助不患寡而患不均，至今仍有不少直接或間接受疫情影響的行業或從業員，被基金所遺忘而未能受惠，致令很多行業產生不滿的情緒。

事實上，一些中港跨境巴士公司、市場推廣公司、琴行、洗衣店、僱傭中介公司等均受到疫情、旅遊限制、禁止人群聚集等措施影響，但4輪防疫抗疫基金一直沒有專門為他們提供資助。有些行業稍為幸運，經努力爭取後獲得一些資助，例如洗碗工場、煙火特效、音樂會的組織者等，但這些資助只是聊備一格，僅此一次。政府在設計資助計劃及制訂申請準則時，往往只是基於行政方便的考慮，根據現有的發牌制度及依靠強積金戶口來辨識。這種做法令很多制度外的行業、工種、自由工作者及自僱人士，被這些資助計劃摒諸門外，特別是我所代表的業界，很多都是自由工作者，不一定擁有強積金戶口。我曾經多番促請政府放寬向體育及文化藝術工作者提出資助的申請資格，容許從業員提供過去在業界的簡單工作證明便可以申請資助，但政府卻以難以核實為由一再推搪，令他們成為被遺忘的一群。面對疫情下的惡劣環境，其實很多業界人士都不想乞求政府的支援，希望可以自力更生，自食其力。最近我完成了一項網上問卷調查，訪問超過500位業內人士，超過八成受訪者認為重開場地是最能夠協助他們應付現時的難關。最近香港戲院商會亦去信特首和相關的政策局局長，希望政府可以在落實一系列防控措施後，允許戲院在農曆新年重開。

業界問：為甚麼每天可以有很多人佩戴口罩乘坐巴士和港鐵，但戲院即使分隔座位卻不可以營業？為何市民可以不戴口罩同坐一張桌子吃飯，卻禁止網球、乒乓球或羽毛球等彼此之間有很大距離的運動？很多商場每逢假日遊人如鯽，但健身中心和娛樂場所卻仍然不准營業，這些都令人感到十分疑惑。究竟政府如何釐定社交距離措施的準則？最奇怪的是，政府已決定停辦花市，但在壓力下又重開花市，卻偏偏不願意開放場地讓業界和市民使用。難道數以萬計的市民在花市流連交易會較22人在同一場地比賽的風險更低？

自從疫情發生以來，戲院已經停業超過140天，雖然政府已為戲院提供資助，但杯水車薪，實在難以應付龐大的租金和員工開支。最近已有兩間戲院結業，如果戲院再復業無期，我相信相繼倒下的情況是可以預見的。其他行業如健身中心、體育團體及表演團體也面對同樣的問題。我和業界多次批評防疫抗疫基金對業界的支援不到位，力度亦不足，有些更是口惠而實不至。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撥出4,000萬元資助本地印刷及出版業界參與香港書展，但書展卻因疫情而兩度延期，延至今年7月也未知可否舉行。在現時的經濟環境下，部分業界，特別是中小企，可能根本捱不到今年7月。我一再促請政府因時制宜，審慎考慮彈性處理撥款，及時向業界發放資助，讓他們可以渡過即時的難關。不過，種種努力都是徒然。主席，我不希望花太多篇幅談防疫抗疫，但我認為有需要指出，希望政府能夠改進。當然，還有一系列的措施，我認為仍有改進空間。

接着，我想說經濟。施政報告花了很長篇幅敘述香港經濟面對的挑戰，並對"一國兩制"作出詳盡的解釋。我認為兩方面的內容是緊密相關的。香港經濟在過去多年經歷重重打擊，外圍因素主要是受中美貿易戰影響，中國與歐美關係出現極大的逆轉，直接和間接地對香港經濟製造了不利因素。另一方面，因修例風波引起的連串社會運動和暴力示威，對香港經濟的衝擊仍然存有後遺症。不幸的是，與此同時又出現新冠疫情肆虐，致令經濟萎縮和失業率上升，對香港經濟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在這種環境下，特區政府有必要回應這些問題，令市民恢復信心，讓香港早日走出困局。

我們經常說有危必有機，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作出的壓制行動，恰恰製造了機會讓海外企業回流。例如上市公司回流香港上市，以及大量高端人才，特別是科研人才想方設法回流。特區政府應該把握這些機遇，適時推出有針對性的政策及措施，接收這些回流人才和企業，推動創科、金融等產業的發展。然而，我在施政報告卻未有看到有太多着墨。

如何發揮"一國兩制"的獨特優勢，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爭取中央支持，是施政報告推動本地經濟的重要環節。對於香港而言，要邁向融入國家的發展大局，必須更好地維護"一國兩制"的制度安全，才能夠告別紛爭，整裝再出發。因此，對"一國兩制"的正確認識及正面回應，各種不當的說法至關重要。

今年施政報告詳述了"一國兩制"的背景和大原則，並清楚指出香港面對的一些根本性問題，例如社會對憲法及《基本法》的認知不深，部分人的"一國"意識有待提升等，能夠起到正本清源，撥亂反正的作用。雖然有人指出，今時今日香港在整體國家發展的地位已經大不如前，但我想強調香港仍然可以對國家發揮極為重要的作用。

從宏觀角度來看，中美關係仍有不少問題需要處理。審視未來的中美局勢，壓制中國的發展已是美國民主、共和兩黨的共識，是美國的主旋律。有幸的是，中國在過去40年及時把握中美關係友好的黃金機遇，讓中國可以高速發展。當然，友好關係並非必然。今時今日，我認為中國已經順利"過橋"，即使美國要"抽板"，我們亦無需太緊張，也不需要花太多力氣探討如何恢復原來的中美關係，因為有些事情並非主觀意志可以改變。我們現時要關注的是，中國如何繼續落實自己的工作，如何開拓中俄貿易關係、開拓中東的友好合作、跟進中歐貿易協定、做好"一帶一路"的支援及開拓工作，而香港在這些事情上都可以扮演某種角色。

隨着美國全球霸權逐步走向終結，我認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指日可待。不過，必須留意不要被美國這棵隨時倒下的大樹所傷害，例如在美國崩潰時可能對香港造成影響，以及香港有需要在國際的新環境、新形勢下找尋可以發揮的角色。
香港仍然享有法治、自由市場，高度國際化的體系，同時亦享有"一國兩制"的獨特優勢。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航空樞紐及專業人才庫，事實上可以協助很多內地企業及資金向外發展，也可以配合國家政策推動人民幣國際化、數碼化，以及全面應用區塊鏈技術等環節，推動數碼經濟等。另一方面，參與國家內循環及粵港澳大灣區發展，除經濟外，對於改善香港民生亦會有極大幫助。不過，一些具體操作，例如出入境，如何在內地生活、工作、教育、安老等，都是我們要急切解決的問題。

近年內地的數碼化、電子化發展一日千里，特區政府應該主動接觸及融入，與內地部門攜手合作，例如發展手機程式，各種應用的技術產品，以智能手機程式及數碼科技提供一些快捷、方便的渠道，促成兩地完全開通，方便兩地居民在生活方面的融合。

有部分市民關注個人私隱的問題，即使在香港使用"安心出行"應用程式亦有人感到擔心。我想指出，今天的數據收集與運用跟5年或10年前有極大分別，我們對私隱的觀念不應該裹足不前，必須為未來快速演變的世代做好準備。考慮到香港在很多範疇上較世界及內地其他智慧城市落後，我們不應該再受制於過於嚴謹和落後的數據安全及私隱標準，以致窒礙在創意科技及數據開放的推進。我們應該在充分保障個人資料的同時，考慮如何平衡兩者的關係，以免拖延數據時代下智慧城市發展及資訊的自由流通；否則，除了窒礙融入大灣區生活外，亦會窒礙香港的自身發展。

主席，我謹此陳辭。